跟上个世纪相比，当今社会的经济已然实现了高速发展，但我们不禁要问，人们的幸福指数也在同步增长吗？事实上，人们的收入增加了，幸福指数却没有同步增长。有人因为攀比心理总也得不到满足，也有人因为过度劳累无暇享受，还有人…… 

　　总之，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人，因为各自的原因陷入一场相同的幸福危机之中。上至福布斯排行榜上的顶级富豪，下至为生计奔波的普通百姓，都觉得“幸福”二字渐行渐远。 

1. 弥漫全球的幸福危机

　　欧洲人想要买房子了，借钱！想要买车子了，借钱！想要买大屏幕电视机了，再借钱！他们往往每周工作4天半，周五即使上班，也不过是边喝咖啡边与同事闲聊，计划着周末的度假行程。没钱度假怎么办呢，还是借呗！反正借贷太容易了，利率又那么低，好像借钱不需要还似的，不借白不借。如果到期还不出钱怎么办？再简单不过，借新债还旧债……这是网络上流传的一段文字，我认为是对欧债危机的一个形象注解。二战之后，饱受战乱之苦的欧洲各国开始休养生息，利用高额税收为全民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安全网”。初衷很温馨，结果却令人遗憾，比如希腊、西班牙及意大利，男性退休后所领取的退休金竟达到人均年收入的几乎10倍以上，这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但显然也惯坏了欧洲人，全民的创新能力和激情普遍陷入萎靡状态。欧洲人的懒惰最终让他们陷入了债务危机，他们昨天透支幸福的行为势必要以今天的不幸作为代价。

　　实际上，近年来从欧洲到美国，再到亚洲，从国家到企业，再到个人，都正在面临着一场关于“幸福危机”的巨大冲击波，我们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幸福危机弥漫全球的时代。

　　美国作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也难逃幸福危机之劫。相比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民幸福指数的增长远远没有赶上财富指数的增长。如今，过劳死在美国被称为“疲劳综合征”，与艾滋病齐名，被视为“21世纪人类最大的敌人”。

　　苹果公司三位创始人之一的罗纳德·韦恩36年前以800美元卖掉了他的10%股权，彻底离开了苹果公司。如今韦恩卖掉的股票价值350亿美元，有评论家认为这是最昂贵的错误。韦恩接受采访时却认为当初的决定很正确：“如果留在苹果，超强的工作压力可能早就把我累死了！”如今乔布斯走了，韦恩还活着，虽然已经78岁高龄，但仍健健康康，我们谁也不能否认“过劳”是乔布斯去世的重要原因。

　　美国企业家过劳死并非个案，已经是普遍的社会现象。过劳死波及范围广泛，还危及到工人，甚至是自由职业者。当然，美国人今日的不幸福也与其一直以来的“借钱消费”习惯有关，虽然方式不同，但在本质上同欧洲人一样，他们贪婪地透支了今天的幸福。

　　在德国，亿万富翁阿道夫·默克尔在2009年的一天，面对疾驶而来的火车，跳下站台自杀。他的家人在一份声明中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他的公司陷入困境，使他精神崩溃，最终自杀。

　　在日本，培养出了平井坚、化学超男子、可苦可乐等人气歌手的大型唱片公司“华纳音乐·JAPAN”的社长兼CEO吉田敬2010年在家中上吊死亡，年仅48岁。据称，他因为身患忧郁症经常去医院。相关者还表示，社长很孤独，他连商量事情的对象都找不到。

　　我们国家也难逃幸福危机大潮的侵袭。很多企业家表现得过分勤劳，甚至是在拿命换钱，结果身心健康都受到伤害，甚至因此失去了生命！以深圳为例，伴随着特区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当初的创业精英已有近3000人逝去，逝者平均年龄为51 2岁，比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中广东省平均寿命76 52岁低25 32岁。同样，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白领因过度工作而导致猝死，或是心理疾病导致轻生，年龄层次也逐年降低。2011年4月，普华永道公司员工潘洁突然因病去世，年仅25岁。2011年11月，百度在线技术有限公司年轻员工林海韬心脏衰竭，年轻的生命画上令人惋惜的句号。

　　因此我认为，如果说当前的欧债危机源于懒惰，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源于贪婪，那么我们国家当前的幸福危机则源于过劳。

　　员工是企业的生命线，但前提是员工拥有健康的体魄和心灵。如果员工的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精神又处于半抑郁状态，别说是发挥创造力，恐怕连基本的工作都难以做好。弥漫全球的幸福危机，看似不如席卷世界的金融风暴骇人，也没有地震海啸般的破坏力，却像腐蚀钢铁的酸雨一样，悄无声息地腐蚀着企业的生命力。千里之堤，毁于蚁穴，企业若想在经济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必当防微杜渐，从制度到细节，营造人性管理的氛围。企业只有在幸福危机中屹立不倒，才能在经济危机中力挽狂澜。

2. 员工跳楼与跳槽的背后

　　2011年7月18日凌晨3时许，深圳宝安区龙华富士康北门百鸣园宿舍楼上，一名富士康男员工从6楼坠下，当场死亡；2011年11月23日7时许，太原富士康一位年仅21岁的女员工从五楼跳下，当场殒命……这一声声闷响，令无数人震惊与悲伤，富士康自2011年至此已经发生了“16连跳”！

　　在这些跳楼的人之中，最大的28岁，最小的18岁。十几个如此年轻的孩子，在人生中最灿烂和最有希望的年纪，却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向他们面对的种种不如意提出了抗议。年轻的生命如鲜花凋谢，真是可惜、可叹！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因为这群年轻的80后、90后青年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社会变迁？还是复杂多变的就业形势和工作压力让他们绝望到没有别的选择？我想，这些都不能解释他们为何会在产品出口量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税收的企业里轻生，更不能解释他们为何在收入有保障的企业中选择没有回旋余地的惨烈离世。

　　“N连跳”怪圈让富士康背上了“血汗工厂”的骂名，从国外“进口”的军事化管理模式让正值青春年华的员工义无反顾地悲情赴死。任何人都不想看到冰冷的“N”继续增加，让悲剧止于此是企业家迫切需要反思的问题。

　　一个企业不能以利润和税收作为唯一评价指标，这和一个城市或地区不能唯GDP论成败是一个道理。GDP只是一个数字概念，不能体现经济发展中深层次的问题，诸如资源过度消耗、环境过度污染、居民幸福感下降等，这些无法从GDP的数字中一一展现。但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公众，对GDP都有一种狂热的崇拜，我们经常看到重奖利税大户的宣传，却鲜见重奖和谐企业、幸福企业的消息。

　　要知道，企业不能是一部“印钞机”，大把大把地生产着钞票，把员工异化为印钞机上的一个个有呼吸的“螺丝钉”。也许有人会疑惑，不创造更多的利润何谈为员工谋福利，为社会作贡献呢？然而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企业的利润是建立在员工对自身健康透支的基础上，建立在企业对员工的残酷剥削基础上，这样的利润如何能称之为对社会的贡献，企业又何谈可持续发展呢？从我经营企业这么多年的心得来看，我认为企业是由人组成的，不是由机器组成的；企业的利润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建立幸福企业的重要性。

　　在跳楼现象之外，员工的频繁跳槽现象也是需要深刻反思的。

　　在日本，员工终生只服务一个企业十分常见，如果企业倒闭了，员工会哭得稀里哗啦，有的甚至会从家里拿出钱来给企业渡过难关。对于他们来说，企业是全家的依靠，企兴则家富，企衰则家贫。而在中国，跳槽却像是一种流行病。在一线城市，有些员工一个月换三个工作都很正常，还美其名曰：资历丰富。其中缘由，有一部分人属于“此山望着那山高”，而绝大部分人是因为对自己选来选去的企业不太满意，没有归属感，没有幸福感。

　　经常有企业家朋友向我抱怨：“现在企业留住些人才真是难，好不容易培养出来了，却飞走了。”我很理解这些老板的苦衷，但我想告诉他们：“现在是该反思一下我们企业家自身问题的时候了！”试想，如果企业家提供足够好的福利和发展空间，人才还会跳槽吗？实际上，疯狂跳槽的人中，绝大部分是由于他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幸福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如果一家公司的老板是蛮横强势、不善解人意的，员工实在是难以幸福。实际上，不同的跳槽者有不同的原因，我有个朋友还曾经总结过一些原因，并用非常通俗而幽默的“四个太少”表达出来：薪水太少，机会太少，好人太少，美女太少。如果我们把这四项用一种比较正统的方式来描述，就是以下四种：

　　第一，对目前的薪资待遇不满意；

　　第二，对目前的晋升空间不满意；

　　第三，对目前的工作氛围不满意；

　　第四，对目前的工作缺乏新鲜感。

　　总的来说，目前我国企业普遍存在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企业不惜重金招聘人才；另一方面是企业大量的人才跳槽。一个企业如果能够有效解决员工的四大不满，这种现象自然可以得到解决。

3. 19位老板连死给谁敲响了警钟？

　　“自2010年1月至2011年7月之间，知名的上市公司或者企业中，离世的总经理或董事长级别的高管多达19名，其中11名高管就职或与上市任职关联。”当《每日经济新闻》这则“19个月19连死”的新闻摆在面前的时候，我内心为之震颤。在提醒企业家关心员工疾苦的同时，企业家自己的不幸福也时常令我非常不安。

　　在这些逝去的19名高管中，有众多人们熟知的名字，有的人与我还有交情。

　　王江民所领导的江民科技，见证了一代互联网人为反病毒事业所建立的卓越功勋，但突发心脏病让他止步于辉煌。

　　由丁明亮一手创办的德尔惠，在南国之地生根发芽壮大，在体育用品领域打造了极具影响力的属于自己的品牌，如此辉煌的个人业绩也无法阻止癌症夺去他的生命。

　　带领百视通IPTV事业部员工创业，并亲历百事通借壳上市，成为中国广电新媒体第一股的吴征，他的离去，更是让人无限感慨天妒英才。

　　19名高管中年龄最大的为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享年68岁，年龄最小的为百视通COO吴征，年仅39岁，平均寿命不超过50岁。

　　对于正处于事业发展阶段的男人来讲，50岁，依然是公认的黄金年龄。40岁到50岁这个年龄段，正是企业家事业的鼎盛时期，也正值企业家功成名就而回报社会的时刻。正在生命最灿烂的时候，这19位商业巨星却离我们而去了。尽管他们曾经带领的企业仍在继续书写辉煌，然而他们已经无法再参与这个过程了。真是令人扼腕叹息！

　　据统计，在这“19连死”的企业家中，有12名是因疾病去世，占据了63 2%。而他们所患的疾病要么是常年积劳所成，要么是突发性的猝死。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为工作所累，过劳死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根据《中国企业家》杂志针对中国企业家阶层“工作、健康及快乐调查”的结果显示：目前有高达90 6％的企业家处于不同程度的“过劳”状态。作为一名企业家，平均一周要工作6天，每天的工作时间将近11个小时，而睡眠时间仅为6 5个小时。长期如此，最终导致有些企业集团总裁因身体不堪负荷而告别人世。我在赞叹他们辛勤工作之余，也对这种不顾自身健康的行为提出质疑。

　　在2011年，巨人网络董事长兼CEO史玉柱曾发微博称，他将联合马云、冯仑等人集体举办一个追悼会，每个人为自己念悼词。他还透漏，此后每活一天就等于净赚24小时，所以要快乐充实地度过每一天。对此，有网友戏称“看来大佬们被吓怕了”。

　　当然，企业家也的确有他们的无奈。由于个人出色的能力，企业家在企业的地位往往无人能代替，这不但让企业家心力交瘁，同时也影响到民营企业的传承和接班问题。在权衡利弊之后，在利润与健康之间，他们的选择也是身不由己。因此，学会如何放权，并促使企业尽快适应形势转型升级，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曾经对2001年至2011年间殒身的中国企业家作了一个初步的调查，遴选出数百名具有代表性的企业家，根据其殒身的主要原因进行分类统计。结果发现，出现法律意识问题的占48%，出现身体状况问题的占21%，出现压力承受问题的占18%，出现人际关系问题的占8%，而车祸等其他因素比例较少，只有5%。统计也发现，他们的平均年龄才47岁，着实让人惋惜。

　　改变这一切的关键是观念转变，而观念转变的关键就是对企业目的的回归与再认识。如果坚持以企业利润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目的不转变，那么员工跳楼、跳槽，老板殒命的悲剧将不可避免，无处不在的幸福危机也将不可能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