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曾说:“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深谙幸福的真谛,才能激起对幸福的追求,知晓了不幸的源头,才有探索下一个幸福的信念。很多时候,幸福是很简单的事情,不幸的原因也许恰恰是我们把幸福看得太重,而拼命追寻的幸福就在身边。其实,幸与不幸往往是一念之间,就像漫天飞舞的蝴蝶,你不知道究竟哪一只是为你起舞,但是不经意的一瞬往往会有一只悄悄地落在你的肩头。
现在请大家跟随我“穿越”一下,想象我们正生活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资匮乏,购买各种生活用品都要以票为证,就算是在国庆、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也只能是多领几张票,根本不要奢望能看到如今超市里商品的琳琅满目!
站在那个匮乏年代想象今天的生活,是否会令我们发出艳羡的感慨?我想这是必然的。但同时让我们困惑的是,为什么今天我们并不觉得幸福?到底是谁夺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幸福?
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感受。自己很穷的时候,觉得能够拥有很多金钱是多么的幸福啊!因此每天都在绞尽脑汁想各种赚钱的路径;而当真正有钱以后,却突然发现金钱并不等于幸福,总觉得心里空空的,好像欠缺了什么东西。所以,我经常对企业家朋友讲,当金钱欲膨胀得越来越大时,幸福有可能会与你渐行渐远,这就是财富和幸福的不等式。具体来说有两个内涵:
首先,没钱难言幸福。
但是,有钱就一定能够幸福吗?
我曾经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这样一则颇令人感慨的故事:一对贫穷夫妇的隔壁住着一对富裕的夫妇。富裕的夫妇整天吵架;相反,那对贫穷的夫妇家里却充满笑声。这个现象为富裕家庭的妻子所察觉,妻子很好奇地问丈夫:“为什么他们生活这么贫穷不吵架,而我们整天不愁吃不愁穿的却有如此多的矛盾呢?”
丈夫回答说:“原因很简单,从明天起我就可以让他们不幸福。”当天晚上,丈夫偷偷地向穷夫妇家的后院扔了一袋钱。结果从第二天开始,贫穷的夫妇家庭再也没有了欢笑,取而代之的也是争吵。现实中这样的例子可谓数不胜数。比如说,一对刚毕业的恋人,没钱时感觉很幸福,因为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但有钱以后,各种矛盾爆发,开始变得不幸福了,甚至还会出现原本天生的一对却最终走向了离婚的悲剧。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朋友之间谈钱就伤感情,恋人之间谈感情就伤钱,要想离婚就去装修房子。幸与不幸,都与金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能够想象一个百万富翁一定比一个乞丐过得幸福,却无法想象一个亿万富翁一定比一个千万富翁过得更幸福。其实,当金钱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幸福与金钱的多少就没有必然联系了,有时甚至减少金钱却能增加幸福。比如拿着钱去帮助别人,可能比增加财富更幸福。经济学有一个理论,叫边际效用递减,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就好比开始你感到非常饥饿,一个面包会让你感到很幸福,如果有第二个,那么你就会感到更满足,当有第三个,也许你就不那么饥饿了。当出现第四个时,你可能会吃不下了,要是还有第五个,你甚至会感到十分反感。其实,仔细想想,金钱对于每个人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所以我衷心地想告诉大家,尤其是想告诉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金钱与幸福不一定能成正比,更不能在它们中间划等号。如果不懂得在它们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那么在拥有金钱的同时,反而可能会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我曾见到这样一个现象,很受启发。在中国很多旅游景区,都有许多由农民工组成的抬轿队,他们是专门为有钱的游客服务的。那么是抬轿的人幸福,还是坐轿的人幸福?也许你会说,当然是坐轿的,他们享受这种舒适而自己不用走路。但我调查的结果刚好相反,抬轿人的平均幸福指数高于坐轿的人。这是为什么呢?
抬轿的人一般都是景区周围的农民,他们进入抬轿队是要经过竞争的,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进去之后不是你想去抬谁就抬谁,必须要排队。所以,每一对轿夫一旦能够抬到客人时,他们是很高兴的,因为获得了一个难得的挣钱机会。
我也坐过轿,我一路上都在关注他们,他们没有一点痛苦烦恼的感觉,而是谈笑风生,满脸喜悦。相反,我注意到恰恰是我们坐轿的人,有人很开心,但也有人愁眉不展,坐轿并没有带来多大的满足感。所以我认为,抬轿人的平均幸福指数要高于坐轿的人。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坐轿的人和抬轿的人相比,坐轿的人拥有功名利禄,抬轿的人却是平民百姓,这说明人们的幸福与功名利禄这些东西并不完全成正比。
还有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发红包与得到红包的这两种人,哪一种人更幸福?我觉得是发红包的更幸福,为什么呢?得到红包是一种被关爱的喜悦之情,而发红包是一种有能力给予别人关爱的自豪之情,相比之下当然是发红包更有幸福感。
我记得我第一次得红包的时候,是我考上大学时,当时有许多亲朋好友来祝贺,有的给一块钱,有的给两块钱。对于生长在农村的我来说,尤其是在那个年代,给的钱已经不算少了,因此我感到很幸福,因为天下有这么多人关心我、爱我,这意味着我在这个世界上有存在的价值。
后来当我条件比较好了、有能力经常给别人发红包的时候,我才发现和体会到源于付出的一种幸福感,这种幸福的层次远远超过了得到红包的幸福。为什么呢?我得到红包的时候,是别人爱我;而发红包的时候说明我有能力去爱别人,爱别人是一种自我价值的实现,这不仅仅意味着我有存在的价值,而且我还通过赠予和付出实现和提升了自我价值,所以说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幸福。因此,当我事业有成之后,我把很多精力放在三个方面:一是力所能及地多资助一些困难群体;二是利用自己良好的人脉网络,引导先富起来的民营企业家们及其子女做慈善;三是尽可能多演讲,多出书,向需要帮助的人捐知识,捐智慧。这三者给我带来巨大的幸福感。
很多企业家向我抱怨,即使有那么多钱还是不幸福。原因很简单:金钱并不能带来全部的满足感,而幸福只与满足感有关。既然金钱不能带来全部的满足感和幸福感,那么把追求金钱和利润当作企业的唯一目的当然是非常错误的。当然,这也并不是说金钱与个人的幸福完全无关,当你没有的时候可能是成正比,当拥有的时候并不完全成正比。我经常在与企业家交流时说到,金钱只能让你富有,但仅仅靠金钱不能让你感到幸福,要想幸福就只有主动奉献自己的爱心,包括给企业每一个员工以爱心,让他们一起幸福。
我的一位企业家朋友曾这样描述企业家的两种命运:
第一种叫锒铛入狱而死。赚了钱却犯了法,最后的结果是在监狱里面度过余生。中国企业家中,这样的人不少。
第二种是劳心劳力而死。就是很卖力地工作,连家都顾不上了,结果身体搞垮了,老婆跟别人跑了,孩子学坏了。中晚年的时候跟朋友吃饭: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一桌菜,一半以上他不能吃。只有一种可以吃:什么药都可以吃。有的更惨,早早的累死了,别人用他的钱,用他的老婆,还打他的孩子。
这也许是大部分中国企业家共同的悲哀:前半生用命换钱,后半生用钱换命。殊不知,命可以换到钱,而钱却很难换到命,只能做棺材里的富翁。如果能够跳出当下视野的局限性,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审视人生,相信任何一个企业家都不想上演这样的悲剧。
功成身退,后继有人,这对于企业家来说,算是最好的结局。但有一些企业家显然没有那么幸运,他们作茧自缚,被自己一手创建的企业所束缚和困扰。宁波人和电池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建光表示,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在14个小时以上,在车间一蹲就忘了吃饭,满世界飞来飞去谈业务,甚至忙到没时间花钱。浙江省嵊州市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朱晓峰也表示,自己每天都要担心诸如“市场定位是否准确,资金流动是否顺畅,社会关系是否协调”等问题,“恨不得把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能不累吗”?
企业家们长时间处于极度的焦虑和狂躁状态,致使身体和心理状况都出现恶化,直至最终被拖垮。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就是用一代企业家的健康换来的。所以我经常讲,中国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相当一部分都是悲剧人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始终没有脱离悲剧人生的轨道——事业越来越大,钱越来越多,人越来越累,最后累病、累垮,甚至累死。就像一支蜡烛,照亮了世界,却燃烧了自己。为此,我对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在充满敬意的同时,又感到十分的痛惜和忧虑。
过劳现象在国外著名企业家中也同样存在。苹果卓越的CEO史蒂夫·乔布斯因胰腺癌而去世,英特尔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被检查出患上了前列腺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创立者泰德·特纳是躁狂性抑郁症患者,曾经的世界首富、日本著名企业家堤义明深受孤独症的侵扰,稻盛和夫和孙正义都差点因为肺结核丢了性命……这些事例足以表明,有着高强度工作量和心理负荷的企业家群体,深受生理与心理病痛困扰的现象相当普遍。
万科董事长王石在谈到企业家的生活方式的时候,用到了一个词——转型。具体来说,就是企业家不仅仅是做企业本身,更应该考虑作为自然人和社会人的角色,而企业也要更多地从企业公民、社会责任这些角度来考虑。他在2006年的时候甚至说出了“5年之内完成一次环球航海,60岁时要用3年的时间来穿越三大沙漠”的雄伟计划,而他所热爱的登山运动并不会因为万科股票价格的涨跌而受到影响,因为在他看来,企业家生活方式与股权多少无关。正是他,解开了部分中国企业家拷问生活价值的死结。在他的倡议下,北京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搜狐CEO张朝阳、今典集团总裁王秋杨都成了登山迷,因为这些企业家的生活方式的改变,外界评论他们为:行业领袖、商界明星、登山家、企业家公民。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看待企业家“过劳”现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体现了企业家们积极进取、肯于奉献的创业精神,有利于推动企业的发展壮大。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讲,这也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没有站在更长远的角度上考虑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其结果是令人悲痛的。企业迫切需要转型,需要创建一个能够良性循环、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尽快走出用命换钱和用钱换命的悲剧。
如何脱离“用钱换命与用命换钱”的不归路,实现由悲剧人生到喜剧人生的转折?方法只有一个:建设幸福企业。不仅仅要让员工们幸福,也要让企业家们幸福。为此,我强烈建议企业家们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努力创造财富,尽情享受生活,真诚奉献爱心。
为什么员工会选择跳槽,甚至跳楼呢?我认为一个合理的解释便是他们在所工作的企业里无法获得幸福感。对此,我认为企业的老板们都应该做出检讨。
首先,老板们需要检讨的第一个问题是,员工在企业里担任的究竟是什么角色?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工作是一个施展自己才能的舞台。我们寒窗苦读来的知识、我们的应变能力、我们的决断力,都将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得到展示。除了工作,没有哪项活动能提供如此高的自我表达的机会,如此强的个人使命感,以及一种活着的理由。工作的质量往往决定生活的质量。”
然而,大部分员工的真实状况是,工作就是负担,工作就是受罪,工作完全是因为生活所迫。更有网友宣称,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要沉重。这些员工为什么对工作如此厌倦,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丧失了工作的激情?我认为,关键是他们没有想清楚自己在为什么而工作,不知道自己工作的价值。这里有一个故事:一位心理学家为了了解人们于同一个工作在心理上所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来到了一所正在建筑中的大教堂,对现场忙碌的工人进行访问。
心理学家:“请问您在做什么?”
工人A:“你没看到吗?我正在敲碎这该死的石头,害得我手酸不已,这真不是人干的活。”
工人B:“为了每天50美元的工资。若不是为了一家人的温饱,谁愿意干这份敲石头的活?”
工人C: “我正在参与修建这座雄伟的大教堂。虽然敲石头的工作并不轻松,但当我想到,将来会有无数的人来到这里,在这接受上帝的爱,心中就会激动不已,也就不感到劳累了。”
五年之后,心理学家再去回访时发现,工人A还是普通员工,工人B已升为主管,而工人C则成了总经理。可以设想,第一种工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不会得到任何工作的眷顾,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对自己选择的工作是如此憎恨的人会在工作上有什么成就,甚至可能是生活的弃儿,完全丧失了生命的尊严。这种人可以称作是为工作所累,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人。
第二种工人是没有责任感和荣誉感的人。对他们抱有任何指望肯定是徒劳的,他们抱着为薪水而工作的态度,为了工作而工作。虽然他们的目的本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怀有这样取向的人并不是企业可信赖、可委以重任的员工,必定得不到升迁和加薪的机会,也很难赢得社会的尊重。
而第三种工人呢?在他们身上,看不到丝毫抱怨和不耐烦的痕迹,相反,他们是具有高度责任感和创造力的人,他们充分享受着工作的乐趣和荣誉,他们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一项十分有价值的活动,他们正在创造价值。同时,因为他们的努力工作,工作也带给了他们足够的尊严和自我实现的满足感,真正体味到了工作的乐趣、生命的乐趣。他们才是最优秀的员工,才是社会最需要的人。
据我所知,能达到第三种工人层次的员工少之又少。我认为,企业家的目标就是要让所有的员工达到第三种层次,要让他们自发自觉地看到工作的意义所在,价值所在。
我觉得老板们需要检讨的第二个问题是,企业为什么而存在?
也许大家可以总结出很多原因或者说动力,但我想说的是,企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员工的幸福,这里的员工也包括企业家本身。员工是为了自己的幸福才选择这个企业和这份工作,而绝不是仅仅是为了给老板作贡献。既然是为自己的幸福而工作,如果你不能满足他幸福的需要,那他可能就不会成为你的员工了,道理就这么简单。
这里所说的幸福,不仅仅是金钱,如果企业家们以为员工仅仅是为金钱而工作,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多专家研究调查的结果发现,员工选择一个公司的理由,排在前几位的都不是钱,员工更关注这个公司能不能给他带来自豪感,这个公司的老板是否值得追随,以及公司有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和晋升机制。
我认为老板们要重点检讨的第三个问题,就是员工发展的“天花板”问题。
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下,很多企业家都在为突破企业的发展瓶颈而殚精竭虑,但是,很多企业家只关注如何在企业的发展上下工夫,却忽视了打破员工发展的“天花板”,为员工打造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通道”,导致企业优秀人才流失,企业发展出现瓶颈。第二章向“幸福企业”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