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中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强调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

　　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同样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决定性作用，它对提高效率、促进公平意义重大；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重要作用，目的是为了保证效率和公平。

　　“看得见的手”，具体到城市管理方面，政府的职能主要有决策、组织、协调、控制和监督职能。所以，在建设幸福城市中，政府承担着主导作用，既是规划者，又是组织者，还是服务者。三种角色、三种职能，三位一体，才能带领大家一起向幸福奔去。

1.政府：幸福城市的规划者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在带领老百姓实现自身愿望的过程中，作为带头者的政府，需要对所有要做的事情进行规划，避免胡子眉毛一把抓，避免只顾眼前利益而损害长远利益。

　　城市的发展，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对居住环境进行规划安排的过程。我国最早的城市规划学说见于战国时期的《考工记》、《墨子》等典籍之中。在《考工记》中，确定了“都”、“王城”和“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还对用地的功能进行了区分；而《墨子》中，不仅记载了城市的攻防术，还记载了城市规模与城郊农田和粮食储备的关系。中国古代的城市规划，偏重城市与自然的结合，为以后的城市规划积累下丰富的经验。

　　西方的城市规划，起源于工业革命之后。工业革命带来的人口聚集和规模效应，使得人们开始关注、布局居住空间。19世纪末，“田园城市流派”代表人物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倡导建设兼有城市和乡村优点的理想城市。由此来说，在起点上，中外城市规划特色竟然有惊人的相似。

　　无论在中国城市，还是西方城市，作为城市管理者的政府，都应该是城市规划的主体。一个出色的规划者，应当在研究城市未来发展的基础上，对城市进行合理布局，综合安排城市各项工程建设，为一定时期内城市发展描绘出一幅蓝图。具体来说，包括对城市的经济结构、职能机构位置、空间结构发展进行规划。

　　政府对当地经济结构做出科学规划，能够推动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让市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生活得更加富足。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也是当今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市民在感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经济收入提高、商业发达带来的生活便利的同时，幸福感与日俱增。上海市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市民的幸福感，源自建国初上海市政府对经济结构进行科学的规划。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从实际出发，结合国家下达的经济发展的任务，对产业结构、生产布局和企业组织等方面进行规划，即产业结构从以轻纺工业为主，向综合性工业基地转变；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二、三、一”产业结构，向第二、三产业共同推进的“三、二、一”产业结构的转型。在合理经济规划的推动下，今天的上海已经完成从工业城市向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的历史跨越，发展成为以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为重点的经济、贸易、金融中心，朝着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迈进。

　　政府对城市职能机构位置进行科学规划，既有利于对不同城市组成部分的职能进行有效划分，保证城市的有序发展，还能够为市民生活提供诸多便利，让他们因城市规划的科学合理而受益。

　　伦敦是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也是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曾经有无数次的天灾人祸降临在了伦敦头上：从14世纪到17世纪，伦敦遭遇过泰晤士河洪水、全城大火、黑死病、地震等磨难，“魔鬼”几乎将自己能够使用的所有手段都施展到伦敦身上。但是，伦敦人民没有屈服，当时的英格兰政府也没有屈服，不管面对天灾还是人祸，他们总是想尽一切办法去维护这个城市的发展。更为让人钦佩的是，伦敦政府有意识利用重建的机会进行了城市规划：沿着泰晤士河以白金汉宫为核心的周边是各政府机关，这里风景优美，还建有许多公园，是伦敦市的政治中心和生活休闲中心；再往外是安静的民宅，市民在这里享受的是安逸而幸福的生活；居民区以外便是布满各种商铺的商业区，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在这里兜售各种产品；工业区处于城市圈的外延，这里布满着各种工厂，支撑着英国的经济基础，并且孕育着史诗般的工业革命；农业区处于城市的最外延，充满田园风光的景色不仅是市民假日休闲的场所，也为伦敦城提供了大量的新鲜农产品，维护着整个城市的命脉。

　　即使是在数百年后的今日，伦敦城当年的重建和规划仍然还是教科书中最为经典的案例之一。由废墟上绽放现代城市文明之美的伦敦，离不开伦敦政府的长远科学规划。

　　除英国伦敦之外，巴西首都巴西利亚，也值得我们去了解和学习。巴西利亚被誉为“南美最美的城市”，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座城市的历史仅仅有60余年，其建立之初的目的便是为了避免城市病的产生，也正是因此，整座城市在建立之初便进行了科学、系统的规划。

　　巴西利亚政府将城市的轮廓设计成一架飞机的外形，把城市的不同功能进行了分解组合，将其摆放在不同的功能区域：“机头”部分是总统府、联邦最高法院和国会的所在地，即著名的“三权（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广场”；“前舱”两边是政府各部的办公大楼以及和平大教堂和国家剧院。这种有序的安排和集中的布局，大大提高了国家政治机构运转的效率。向南北伸展长达16公里的“两翼”是平坦宽阔的立体公路，沿路排列着规划整齐的居民区、商业网点、旅馆区等，为市民生活提供了诸多便利。另外，巴西利亚政府还在城市中心规划了一条近十公里长的城市中轴线，留足了未来几十年城市建设可能发生的变化调整空间。

　　游走在巴西利亚的每一个角落，你会亲身感受到这座诞生于二十世纪初的城市所凝聚的人类城市建设规划的智慧，看到市民们的笑脸和快乐。这座城市的幸福，固然有着市民的努力，但是政府科学、合理的规划则是这座幸福城市得以实现最为直接的推动力。

　　政府对城市空间结构进行合理规划，能够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城市因地理空间位置不当而遭受侵害，让身处城市的每一代居民都能受益无穷。

　　每年雨季，中国的很多城市会遭遇内涝，尤其是南方的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份，更是容易被暴雨侵袭。同样是容易被暴雨袭击，江西省的千年古城赣州市却从未发生过水涝，市民生活丝毫不受影响。这是因为直到现在，赣州还受益于宋代的城市规划。

　　据史料记载，在宋代之前，赣州城也常年饱受大水之患。北宋时期，一位名为刘彝的官员在这里任职时，对赣州城区街道进行了周密的规划和修改。根据当时街道布局和地形特点，他采取了分区排水的原则，在赣州城铺设了两条排水干道系统——福寿沟。在刘彝的规划下，福寿沟利用赣州地形的高差，采用了自然流向的方式，使得城中的雨水和污水能够自然排到江中。

　　古人如此精明的规划设计，让今天的我们仍然叹为观止。由此可见，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不仅能够造福当代，且能造福后世。合格的幸福城市管理者，一定是优秀的城市规划者。

2.政府：幸福城市的组织者

　　规划和组织，两者之间有何不同？规划是为未来的发展做出整体计划和指导，而组织则是根据既定的目标和任务，调动和整合各种资源，将组织内部各个要素联结成有机的整体，使人财物得到最合理的使用。

　　在建造幸福城市过程中，政府在制定相应科学规划后，并非算履行完成其职能，还应该发挥组织作用，组织城市内各职能部门、城市市民以及其他资源一起加入其中，为建设幸福城市而努力。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每个职能部门、每位市民的力量都是分散的，但经过政府的组织，凝聚在一起，共同出力，幸福城市的建设也就更快一些。

　　石河子坐落于边陲新疆，恶劣的自然环境并没有让市内遍布黄沙，其优美的街道和整洁的环境甚至让人感觉仿若身置于青岛、杭州这样宜人的城市。这与石河子政府积极发挥组织作用是分不开的：筹集资金，组织力量加快进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旧房危房改造，扎实推进“城中村”的改造与建设；不断组织专家设计城市建设方案，精心组织实施城市“绿、亮、洁、美”工程，对部分市区道路保洁、绿化管护进行市场化招标，以促进城市环境保护；与周边城市展开交流合作，组织更多的力量，深化隐患排查治理和“打非治违”等专项行动，不仅为市民创造了美好的自然环境，更提供了安全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石河子政府在城市建设中，将城市“组织者”的角色表现的淋漓尽致——组织动员所有力量，一起拧成一股绳，将资源集中到一处。在政府的组织作用下，石河子城市的建设也取得了满意的成绩：2000年，联合国“迪拜国际人居环境改善良好范例奖”花落石河子；2001年，石河子荣获首批“中国人居环境奖”；2002年，石河子由于完善的城市绿化体系而被评选为“国家园林城市”。

　　幸福城市建设的组织，不能只侧重于某一方面，荒废其他方面，而应实现各方面的均衡发展。通过政府的精心组织，实现城市全方位、均衡发展。

　　德州是山东省北部的一座城市，与河北省接壤。这座朴实的鲁西北城市，也是一座富有幸福底色的城市。生活在这里的市民，既有富足感，又有舒适感，还有成就感，更有归属感。在建造幸福德州的过程中，德州政府的组织作用不可或缺，而且保证了城市在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获得长足发展：德州政府充分发挥区位交通优势，组织当地工商界人士，大力发展休闲旅游、养生保健和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产业，不仅加快了当地经济发展，还为市民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丰富的物质基础；德州政府动员组织社会力量兴办养老服务机构，并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努力不断完善城市养老体系，让更多老年人能够安享晚年；德州政府还精心组织社会文化艺术创作，积极开展群众文化品牌活动，推动了学习型城市建设发展，让身处其中的市民感受到浓浓的文化气氛，体会到学习与文化艺术之美；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当地政府还专门组织力量，深入开展群防群治活动，加强专业巡防队伍建设，推进“平安德州”建设。

　　不同城市有不同的美丽之处，市民对每座城市的感受也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是，无论在哪一座幸福城市的建设过程中，都离不开当地政府的组织作用。

　　政府在组织动员各方面力量建设幸福城市时，要掌握一些工作方法：

　　首先要做好宣传工作，动员最广大市民的力量，加入到幸福城市的建设之中。而要有效地组织市民等一切力量，就要尊重市民，把市民的意愿、要求和利益作为做决策、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以扎扎实实的工作为市民谋取实实在在的利益。

　　其次，要言传身教，起到带头作用。政府不仅要通过解决市民的实际困难来感化市民，还要以良好的形象和过硬的工作作风，来影响和带动市民。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今天，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强化政府以及党员干部形象，更加重要。

　　再次，政府还要构建畅通的渠道，加强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沟通。政府要练就与市民平等互动、有效沟通的能力，多说一些市民能听得懂的话，多听一些市民心里想说的话，把政府的政策和决策做到市民的心坎上，从而转化为市民建设幸福城市的自觉力量。

　　如今，“幸福城市”和“宜居城市”已经成为全国多个城市努力的目标，各级政府也纷纷勇敢地担当起“组织者”的角色。我们相信，这必将会对我国城市的发展、“幸福城市”的实现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3.政府：幸福城市的服务者

　　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对一个致力于将人民幸福作为发展宗旨的城市而言，就要求政府提供高品质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以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建设一个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在现阶段的一项重要政策。对于幸福城市的创建而言，政府这一主导者的作用已经毋庸赘言，因此，如何在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大趋势下建设幸福城市，不仅是一次创建幸福城市难得的良机，也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什么是“服务型政府”？让我们看看球场上裁判和队员的关系，便可一窥究竟。

　　在足球场上，人们通常把好裁判定义为比赛时的“隐形人”。在比赛正常进行时，裁判仿佛失踪不见踪迹，观众们得以充分欣赏球员们的精彩表演。但是，当比赛出现问题，裁判这个“隐形人”又会在瞬间现身，并进行相应处理，然后，比赛恢复进行。可以想象，如果在比赛中，裁判成为了主角，整场比赛的竞技属性便会荡然无存，足球比赛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

　　对于城市建设来说，这个道理同样适用：如果将城市视作足球场，市民就如同在场上奔跑的足球队员，其对幸福的追求，便相当于球员们对胜利的渴望并因此付出的努力。球场上，双方球员为夺取胜利而展开激烈的竞争，不论是智慧的战术较量还是纯粹的身体对抗，都与当前社会竞争相似，都是自发而又自然的行为。政府就如同裁判，掌握着全局，但绝对不是直接加入竞争。很难想象，一个裁判去指导球员如何踢球，抑或亲自踢上几脚是什么样子。

　　裁判永远不是比赛的主角，裁判存在的意义永远是为比赛而服务。每一场比赛的球员很多，裁判却很少，所有球迷看比赛的理由是为了体会足球的魅力和欣赏球员们出彩的表现，没有人为了看裁判而看足球。

　　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球场就是小社会，城市即是大球场。在建设幸福城市的过程中，政府就是裁判，职能之一就是为努力的市民提供服务。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指出“各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分野，不在于它们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它们政府的有效程度。”服务型政府，能够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把经济决策权归还市场，用市场机制代替行政审批，最大程度地提高政府效能。

　　现在，让我们将视线转向北欧，去看看这片“球场”上正“驰骋”的“球员”和“裁判”。

　　在北欧国家的城市，人们的工作时间很短。每周5个工作日，平均工时大概在35个小时左右。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7个小时。北欧的饭店、商场等场所一般也会在每天晚上7点谢客，因为饭店的老板和员工需要休息。完成工作之后，人们或是开车回家，花大量时间陪伴家人，或是在公园中逗留，享受劳累后难得的清静和放松。北欧瑞典人有一句古话发人深省：“钱是可以储存的，而时间是不能储存的，你怎么花时间，决定了你一生的生活质量。”可见他们对享受生活的重视。

　　按照中国人的思维，这样生活的人会被斥责为“混日子”抑或“没有上进心”，但是恰恰相反，北欧人的平均工资要远远高于国人，这也意味着，他们是用极少的努力获取最大的财富，而后便悠闲地享受生活。也许有人会问，北欧的政府为什么不干预呢？在北欧，政府几乎是“隐形”的。北欧的政府非常“袖珍”，他们并不会大规模干涉老百姓的生活，而是立足于长远的发展，为市民生活和工作提供各种服务：

　　提供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公益性服务，重点发展教育事业和医疗卫生事业，建立和完善全方位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芬兰政府就为市民建立起了“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体系，整个开支占到了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三分之一，而促进科研和资助科研人才的经费占到了整个国家GDP的3.5%，比军费的开支还要高！

　　为劳动力提供民生性服务，促进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在北欧很多城市，都设有专门的“劳动力市场管理委员会”，为全部市民提供就业服务。而且，很多城市还设有专门的就业服务支持金，专门用于解决失业问题。

　　为各类投资主体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在北欧各城市，政府都不是社会投资主体，不干涉微观经济活动，而是为企业和其他市场主体提供服务。每年，他们常常拿出一定的资金支持企业用于技术研发，甘为企业发展的服务者。

　　在北欧城市，人们都可以悠闲且无后顾之忧地生活，这正是北欧政府提供强大服务的必然结果。或许，有人无比羡慕北欧市民的生活。其实，这倒大可不必。在我国，政府扮演的角色，已经从管理者逐渐过渡到服务者。2004年，我国政府首次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目标。在党的十六大之后，我国政府提出了建设“服务性政府”的方针，大量的审批权被取消，政府不再直接干预社会的一般事务，而是转为提供公共服务，包括为各类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平等竞争的条件，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保障服务，为社会提供安全和公共产品服务等多个方面。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再次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目标写入其中。

　　在我国幸福城市建设过程中，服务型政府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作用。

　　在中国所有城市中，邯郸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看并不出众，但是，生活在这里的市民，在当地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后，却可以触摸、感受到幸福。邯郸政府的服务职能，不仅能够满足居民的需求，还能增强居民的自我价值感，体现了公平、公正，是建设幸福城市最有力的支撑。

　　邯郸市政府通过行政服务大厅让诸多行政服务事项实现集中办理，最大限度地方便人民群众；为提高效率，邯郸市还推出网上审批制度，有关单位和主要领导对统一受理的行政服务事项，可以通过电子签章，在网上办理，节约了市民的时间；邯郸市为市民就业和创业提供诸多服务，使城镇登记失业率减少至4%以内；通过增加用于民生方面的财政投入，邯郸市企业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由原来每人每月不足1000元提高至接近1700元。

　　建设服务型政府，并不意味着政府的管理职能被削弱，而是将权力让渡给社会大众，增加市民的主导性和自主空间，能够极大地刺激市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了市民的积极参与，再加上政府提供的完善的社会性公共服务，幸福的道路将更加通畅和宽广。

　　做好幸福城市建设的服务者，政府部门应坚持以人为本，认真落实建设服务型政府精神。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转变观念，培养公共服务精神。一些城市职能部门，虽然高喊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口号，却依然将自己摆在管理者的位置。就此来说，要建设幸福城市，政府应该切实从管理者的角色过渡到服务者角色，树立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现代行政观念。

　　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要建设廉洁高效、行为规范、公正透明、运转协调的行政管理体制，进一步合理调整和界定政府职能，将政府力量主要集中于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监管和经济调节上，鼓励和扶持市民创业，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形成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健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幸福城市，财政投入必不可少。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对基础性、公益性领域的投入，完善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机制。乌镇借助召开“世界互联网大会”之际，推出全民免费WIFI网络覆盖，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健全公共服务例子。

　　构建服务型政府，不仅仅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有之义，与建设幸福城市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等政府真正履行好幸福城市的服务者职责之时，也就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