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杜甫在名诗《忆昔》中描述了唐朝开元年间百姓的富足生活：连小县城都有上万户人家，丰收连年，粮食装满了公家和私人的仓库，人民生活十分富足。

　　时隔千年，衡量物质生活富足与否的标准早已不只是吃饱穿暖这么简单了。在当今社会，评价一个城市是否能够保障居民的物质生活，至少应该考量三个方面：居民的收入水平是否足以使他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居住条件是否足以保证他们的身心健康？社会保障是否能够保证所有的居民没有后顾之忧？只有当这三个问题的答案都是“是”的时候，这个城市才算是实现了物质有保障。

　　建设幸福城市，物质保障是基石，只有人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得到满足后，才能更好地去追求更高的精神幸福，在幸福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应当时刻把握住“民生”这个中心，为幸福城市的建成奠定坚厚的基石。

1.较高的收入水平

　　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是否得到了充分的保障，主要取决于居民的收入情况。没有足够的收入，就无法保证相对舒适的生活，更无法保证老百姓所追求的稳定感。那么，怎么衡量居民的收入水平呢？

　　我认为，衡量城市收入水平，主要依据于三个指标：平均收入水平、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

　　对于普通城市居民来说，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作。因此，城市平均收入水平和城市平均工资水平呈正相关。城市平均工资，指某城市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全部职工工资总额除以这一时期内职工人数后所得的平均工资，即：城市平均工资=（一年内）全部职工工资总额÷（一年内）平均职工人数。

　　近年来，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至2011年，广州的平均工资已经达到57473元，居全国各城市之首，北京以56061元排名第二，南京则以54713元排名第三。

　　平均工资的提升随即带来平均收入的增加，但是，平均收入并不能完全客观反映居民的真实生活水平。如果一个城市的贫富差距较大，那么衡量这个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高低，还要更多的考虑那些收入低于平均收入的人群。因此，衡量收入水平的第二个指标就是基尼系数。

　　基尼系数是衡量居民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指标，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0和1之间。越接近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均，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均。下图是我国近年来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 ：

　　从图中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在0.47左右徘徊。这个数字其实是很不合理的，按照国际通行标准，基尼系数低于0.3为过分平均状态，0.3~0.4属于正常合理区间，大于0.4表明收入差距过大。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差距的警戒线。我国当前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贫富差距的警戒线，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比资本主义社会具有更高的公平水准，贫富差距问题已不容忽视。

　　反映在城市内部也是如此，城市的低收入人群的数量变化和收入变化比平均收入水平更能反映城市整体的收入水平。如果在低收入人群庞大、收入与平均值差距甚远的情况下，再用“平均收入水平”来反映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则更多的可能是城市贫富差距拉大的标志，而非收入水平提高的表现。

　　瑞典的基尼系数为0.30，属于世界上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瑞典给世人展示的不只是爱立信、沃尔沃、宜家这样一些象征经济实力的企业或品牌，更是一个公平、透明的社会。免费教育和全民医疗保险制度，使得瑞典人不需要为孩子上学存钱，也不需要为自己退休后看病存钱。瑞典的穷人生活得很体面、很有尊严，这不仅直接决定着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体现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说过：“对诸如这样一些重要的事---活得长久一些，避免疾病，获得有适当报酬的就业机会，在和平的、无犯罪的社区生活---收入水平可能不是恰当的指标。”一个社会越是需要个人用金钱来购买生活质量，那它就越有可能出现更多的不平等。

　　衡量城市居民收入水平的第三个指标是“恩格尔系数”。 19世纪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根据统计资料，得出一个消费结构的变化：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总支出中）用来购买食物的支出比例则会下降。因此，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家庭或一个城市乃至国家富裕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的计算公式为：食物支出变动百分比÷收入变动百分比x100%=食物支出对收入的比率。

　　众所周知，吃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在收入水平较低时，其在消费支出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随着收入的增加，在食物需求基本满足的情况下，消费的重心才会开始向穿、用等其他方面转移。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20世纪80年以前，我国城市居民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5%以上；1994年以来，我国恩格尔系数一直在50%以下。到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家庭食品消费支出占家庭消费总支出的比重已经达到37.9%，跨入了相对富裕的行列。

　　收入水平对居民幸福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应确定好城市居民的最低收入线，不断提高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不是通过压低工资来发展经济，而是通过发展经济来扩大居民收入，这样才能使得我们的城市居民实现共同富裕，收入水平水涨船高。我们在评估一座城市的收入水平时，只有综合运用城市平均收入水平、基尼系数和恩格尔系数这三个标准，才能更科学有效地反映收入状况。

2.良好的居住条件

　　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改善和提升。国内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尤其是在城市里，人们已越来越有能力购买昂贵的奢侈品，或者越来越多地进行种种娱乐休闲消费。可以说，这些年来，我们的生活总体上真的变好了。但是，就在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就在霓虹闪烁的繁华城市里，仍然有许多偏僻的角落，没有被幸福生活的阳光所照耀。在这些角落里，有孤寡老人、残障人士等低收入者，甚至还包括了一些收入并不低的人群。

　　为什么收入不低的人群也生活得如此艰难？因为房价。近年来，我国以一线城市为首的大中城市房价呈现了近乎爆炸性的增长，已经超出了普通老百姓的承受能力。面对如此高昂的价格，许多在城市工作、结婚而必须买房的年轻人不得不承受二十年、三十年的巨额贷款负担，成了一辈子的“房奴”。每个月把将近一半甚至一半以上的收入拿去还贷款，在这样的生活重压之下，何谈幸福？

　　以上只是关于房价的问题。其实，衡量城市里是否具备良好的居住条件，要综合考量三个方面：房价、居住便利性、居住环境。相应地，良好的居住条件要符合这三个标准：房价合理；居住便利性高；居住环境绿色环保。

　　以北京为例，北京的房价和房租为什么如此之高？除去种种特殊因素，商品价格的高低根本上仍然取决于供求关系。在北京，与房屋的巨大需求相比，房屋的供给显得十分短缺。这个问题不只涉及普通商品房的供给，更涉及到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尽管2013年年底的时候，北京市政府承诺2014年将竣工10万套保障房，但截至到目前，房屋供给问题仍然比较严峻。

　　与北京的住房问题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的廉租房建设做得却很好。香港也是全球闻名遐迩的国际大都市，甚至是仅次于伦敦和纽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地少人多，寸土寸金，普通商品房平均每平方米要4万多港元，很多低收入者一辈子也买不起房。即使在市场上租房子，港岛月租金每平方米也要200多港元。

　　为了使低收入者有其屋，香港政府建造公屋，以较低廉的租金出租给暂时没有能力购房的人士。公屋平均每平方米月租47港元，每户月租金平均不到1500港元。公屋虽然居住面积较小，但生活设施齐全，交通出行也很方便。这些租金低、配套好的廉租房，给了三分之一的香港人以安身之所。

　　公屋租金不但低廉，经济困难的公屋住户还可减免一定的租金，而经济条件好的公屋住户则要缴较高的租金。

　　公屋是提供给低收入者的住房保障，为了保证公平，公屋的申请和租住制度十分严格，包括对申请人身份的限制和家庭收入、财产的限制。只有达到条件的申请人才有资格排队等候入住公屋。政府设置了公屋轮候册，并严格按照登记的先后次序及申请人选择的地区，依次办理审查和分配手续。轮候情况公开透明，申请人可以通过电脑网络查询。

　　香港的经济水平有目共睹，但是无论经济多么发达，都会有低收入者的存在。这些低收入者需要政府的帮助，而政府也应该让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惠及全社会。香港的做法并非是个例，在国际上、在发达国家中，这也是普遍现象。新加坡、德国也都有类似做法。简言之，居者有其屋，是公平的需要，也是建设幸福城市的需要。

　　我们的城市应该反思自身，城市居民的居住条件是否与所谓的GDP脱节了？

　　改革开放带来的好日子是不是还有很多人没有分享到？如果真的理解“居住”本身的意义，就应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惠民于“有形”。

　　衡量城市居住条件的第二个标准是居住便利性。一个城市里，即使房价不高，但是如果市政配套不完善，交通不方便，居民出行困难，也不能认为居住条件是良好的。居住配套设施和交通情况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

　　居民区的配套设施包括社区商业、学校和医院。社区商业是满足居民综合消费的重要载体。社区商业中心内不仅应该包括各类菜市场、超市、便利店、百货商场等购物场所，还应该包括餐饮、美容美发、KTV、电影院等休闲娱乐场所,以及药店、邮局、银行等综合性服务场所。这种综合性、多元化的商业形态不仅能够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还能提高居民的综合生活质量。

　　居民区附近的配套条件自然不能少了学校和医院。学校的种类要至少包括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在医院方面，要保证居民区3公里以内就有相对综合性的医院。

　　交通条件是影响居住便利性的关键因素，城市里的交通条件既包括公共交通，也包括私人交通。

　　发达的公共交通应该能够做到连接城市任意两点之间，包括公交车和地铁、轻轨。除了主要公共交通线路外，还要能够解决小区与公交站点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有一位城市青年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说，他去公司上班要先乘地铁，不过下了地铁后，离公司还是很远，虽有免费自行车，但“只能使用1个小时，骑到公司又没地方还，如果下午下班才还，要交20多元费用……”仍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最后一公里”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难题，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搭建更合理的公共交通线路外，还需要找到合适的末端交通工具。

　　随着我国汽车工业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对私家车的需求越来越大。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期，汽车一直被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管理，是以团体使用为主的生产工作工具。然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这一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汽车开始大规模地步入寻常百姓家。但与这种巨大的需求相矛盾的是，由于环境破坏严重、道路压力过大，一些大城市陆续开始实行买车“摇号”和开车限号制度，且这种趋势还有扩大之势。

　　在这样的政策之下，私家车也不是有钱就可以随意买的了。虽说面对环境问题和道路压力，“摇号”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是确实可以说，在某些地方，私家车牌照似乎成了昨日的“三指膘”，愈发紧俏了。

　　除了私家车问题以外，“打车难”似乎也是许多大中城市的通病，就一些城市来说，想在马路上直接拦到一辆空的出租车，简直比在高峰时段挤地铁还难，虽然打车软件或者订车电话在一定程度上为乘客提供了方便，但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很多路段打车依然很难。与此伴生的是，黑车盛行了。地铁口、车站旁、小区旁到处都是“趴活儿”的黑车，这的确客观上为居民提供了方便，但也由此引发了许多安全隐患。城市要提高居住便利性，还得在交通问题上下更多功夫。

　　评价居住条件的第三个标准是居民的居住环境。良好的居住环境让人心情舒畅愉悦，能住在安静祥和、环境怡人的小区，大概是许多城市人所向往的。少特色、少文化、少生态，是我国城市居住环境突出的缺点。少特色，就是说城市的建筑、社区、街道、城区，千篇一律，同质化严重；少文化，就是说城市建设割裂了民族的文化传统血脉，变成了一堆堆钢筋水泥的堆砌物，没有了乡愁、没有了温情、没有了灵魂；少生态，就是说城市建设切断了城市同大自然的联系，切断了土地、天空、空气、水脉、森林、绿地等的有机联系，变成了现代却了无生气的建筑荒漠。

　　幸福城市一定是一个能提供良好居住环境的城市。在这里，没有因为人口过度密集而喘不过气来，上班和住地控制在30分钟之内，有众多舒适的卫星城可以选择，不再为拥挤的上班路而痛苦不堪。而自己休息和生活的小区则绿树成荫，空气清新，宛如城市森林。

　　让我们看一个小例子。在美国洛杉矶市内，有一个小小的“城市村落”，人们都称它为“生态村”。生态村其实是一个社区，里面只有不到100个社区成员。虽然社区规模很小，但他们都在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即使身处城市里的小区，人们也可以用“自然”的方式生活。

　　社区里的居民用生态建筑的理念改造了原有的公寓楼，在天花板上安装了太阳能电板，充分利用灿烂的阳光；在房间里安装废水回收系统，最大限度地节约水资源；他们还用生态环保材料来装修，比如选用回收的碎木块或者旧轮胎制成的地板。他们不安装空调，而是利用木质的百叶窗和遮阴植物来降低室内温度。

　　在生态村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自然”的。社区每周都会举办素食聚餐，每个人都带上自己做的拿手素菜。他们鼓励“无车生活”，生态村中现在有一半的居民都没有汽车。生态村里没有整齐划一的草坪，而是种满了各种果树和鲜花。居民们将共有的庭院打造成了一座食物森林，各种水果蔬菜应有尽有。

　　洛杉矶生态村的规模虽然很小，可是它告诉我们：居住在城市里不代表居住在一个固定的框架里，在城市里居住和在一个绿色花园里居住并不矛盾。

　　良好的居住环境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在现代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里，到处都是居民小区，如果我们以小区为单位，从完善小区开始做起，就能一点一点蔓延到整个城市，让整个城市更加美好。

　　从“生态村”的案例中不难看出，这种生态小区能够形成的关键在于居民的共识，即这种崇尚自然的生活方式能够得到小区居民的认同。反之，即使政府硬性规定小区该如何如何做，如果小区居民都不认同，没有居民的配合，一切措施最终也只能流于形式。所以，建设生态小区，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让居民认同这种理念。

　　一种观念被人们认同，离不开坚持不懈的宣传推广，不仅靠政府，也要靠社会的广泛推动。在今天的时代，崇尚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和环境，已经是人们的普遍向往。从观念到行动，还有很远的路程。

　　具体实施中，可以先从某些条件较好的小区特别是高档小区开始，以它们作为示范区。人都喜欢追求美好的事物，同时也喜欢追随潮流。选择高档小区作为试验地，一旦做好，就更容易使生态、自然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使人人动手、共同建设美好家园成为一种流行。

　　在切入点上，可以先从最具有操作性的地方做起，比如尽可能普及太阳能加热设施，减少对电和燃气的依赖；在小区多多种植能够遮阴的植物，提倡居民尽可能少用或不用空调；将原有的草坪划出一部分用以种植蔬菜、果树；提倡居民在家里安装简单的水循环系统，例如，让厨房洗菜池和卫生间洗手池流下的水直接注入马桶的水箱以备冲水使用。对于以上这些设施的改造，政府可以提供一定的补贴，鼓励更多的家庭参与进来。

　　一个新举措能否成功进行下去，本质上是由民众自己决定的。如果这项举措能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自然就容易推广；反过来，如果举措不见效果，那即使政府大力推行，也如逆水行舟，进退维谷。因此，城市政府在努力构建这样的生态小区的时候，不光要描绘理想的愿景，还要让大家感受到眼前的益处，比如生活成本下降或居住更有乐趣等等，切忌借着社区转型乱收费用，导致该举措受到普遍抵触。

　　社区环境决定了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一个个社区就像城市的一个个细胞，只有细胞充盈了，整个城市才能焕发生机，才能成为幸福城市。衡量城市的居住条件，还有许许多多细节的方面，但是对于老百姓居家过日子来说，房价、居住便利性和居住环境这三方面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

3.健全的社会保障

　　对于现代城市来说，其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的水平，也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因为普通百姓的收入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说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的话，社会保障则影响居民生活的底线。没有生活底线的社会是不稳定的社会，更不是幸福的社会。因此，建设让老百姓觉得“有用、好用、用得上”的社会保障，是幸福城市建设的必备内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都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但是沿海与内地，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仍然存在，并且有拉大的趋势。历史基础的原因、国家政策的原因、观念的原因，使得一些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依然相对落后，与此相对应的是，这些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依然很低，如许多退休人员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许多低收入家庭和残疾人得不到应有的充分的保障，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还有许多病人看不起病。即使在东部一些发达城市，社会保障的建设也存在很多问题。

　　评价社会保障是否完善，主要有三个方面：医疗保险、养老保险、低收入保障。

　　医疗保险是为补偿疾病所带来的医疗费用的一种保险，是职工因疾病、负伤、生育而需要就医时，由社会或企业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或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险。我国职工的医疗费用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以减轻企业负担，避免浪费。发生保险责任事故需要进行治疗时，按比例付保险金。

　　在现代社会，医疗保障是所有人一生都需要的，因此医疗保险制度应当体现强制性、全民性，同时在此基础上，由于每个人的情况不同，医疗保险制度又应该具备更多的可选择性。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国家，它一直坚持推行强制性的社会保险制度，表现在医疗保险上亦是如此，德国实行的是一种强制性的、以社会健康保险为主、辅之以商业保险的医疗保险制度。其以法定保险为主体，同时，为体现多元化原则，私人保险也是德国医疗保险的组成部分，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德国，公民就业后可视其经济收入多少，自由地在法定的社会医疗保险和私人保险之间进行选择。同时，公民也可在参加法定社会医疗保险的基础上，参加私人保险所提供的补偿保险险种。凡不符合参加私人保险者必须强制参加法定医疗保险。这种强制性的社会健康保险制度覆盖了德国91% 的人口，加之商业保险的作用，德国整个健康保险制度为其99.8 %的人口提供了医疗保障。公民不管参保哪一个医疗保险基金组织，都能享受法定医疗保险服务。

　　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虽然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覆盖面低、成本高，美国的历届政府也为此大为头疼，但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就是保险分类项目很细。在美国，居民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选择，如普通医疗险、家庭医疗险、专科医疗险等。

　　普通医疗险，指的是所有人都必须有的医疗险，也叫基本医疗保险，是以年龄和家庭人员来确定保险额度的。比如年满18岁的年轻人每个月付40美元左右，门诊费和药费的自付额一般为40%左右。即诊费和药费加起来100美元的话，自己要付40美元。从25岁以后，每5年算一档，每一档上调50%保费。而年满65岁以后，则由政府支付所有的医疗保险费用。

　　家庭医疗保险是以夫妻双方年龄小的一方为保险费档起算，第二位以上的家庭人员的保费，大概每人只需多加20%，其孩子未满18岁可以单保，也可以算入家庭成员合保。

　　专科医疗保险的分项很细，譬如牙医保险就分为洗牙、补牙、植牙、拔牙、矫正、牙周病、X光检查……保险项目数量决定保费。

　　同样，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家族史、病史和身体状况购买不同的保险。也可以选择不同的专科。突发病时，根据购买的不同的医疗保险项，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项内部分，病人自己承担未买保险的部分。

　　以上只是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更重要的是，这些制度让贫困的人也能“用得上”。因为在美国，自己承担不了医疗费用时可以申请贷款，政府会给一部分资助，医院也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情况减免部分医疗费用，而很多社团或公益组织都会伸出援手。没有医院会因为病人付不出医疗费用而拒绝施救，因为社会舆论和媒体报道会让这种医院关门。

　　衡量城市社会保障情况的第二点是养老保险。养老保险，全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和社会根据一定的法律和法规，为解决劳动者在达到国家规定的解除劳动义务的劳动年龄界限，或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岗位后的基本生活问题而建立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养老保险是为了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为其提供稳定可靠的生活来源。

　　日本的养老保险制度就相对比较稳定和完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日本在1961年建立了基础养老金制度，规定20岁以上的国民都有义务加入基础养老金，实现了“全民皆有养老金”。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日本又在国民养老金的基础上建立了以企业薪职人员为对象的厚生养老金和以公务员为对象的共济养老金。

　　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保险费的征收是强制性的，国民养老金的资金来源于个人缴纳的保险费和国家财政预算，厚生养老金和共济养老金的资金由个人和企业对半分担，国民养老金和厚生养老金采用“后代人扶养前代人”的社会保险方式，由国家统一管理，所以又称为公共养老金。

　　日本养老金的支付除了基础部分之外，还考虑物价和工资的增长。也就是说，在养老金支付额中还包括随工资上升而增加的“工资滑动”部分和随物价上涨而上浮的“物价滑动”部分。目前，一对老年夫妇只要他们在退休前缴足了公共养老金保险费，就能每月领到金额为23万日元养老金，相当于在职人员平均实际月收入的80%。在有自己住宅的前提下，生活费、医疗费、交通费以及通信费和娱乐费都能得到基本保证。

　　养老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重中之重，健全的养老保险制度可以让更多居民少去许多后顾之忧，对当前的经济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因此不容忽视。

　　健全的社会保障还要包括第三个方面：低收入保障。近年来，低收入群体的居住、医疗、教育、基本生活等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保障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如“最低生活保障”，即国家对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政府公告的最低生活标准的人口给予一定现金资助，以保证该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所需。另外，一些城市在住房方面会优先照顾低收入者，如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

　　其实，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措施还可以做得更加完善。应考虑低收入者各方面的困难和需求，不只是住房问题，还应该包括就业、教育、医疗等方面。

　　例如，美国为了解决低收入群体的就业问题，大力加强职业培训，使失业保险由消极救济转变为促进就业。具体做法为：允许把失业救济金用于再次培训和再次就业工作；使用失业保险救济金作为再就业的担保，对长期找不到工作而又达到救济期限的失业人员，适当延长救济时间，在一般情况下，全国平均为16周；对破产和关闭企业的失业人员，组织6个月的就业训练。

　　在医疗方面，美国政府针对低收入群体的保障制度主要有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为65岁以上和伤残社会保障受益人支付大部分住院和医疗费用。医疗照顾获得者中有10%是贫困者，25%是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新加坡政府也有“保健基金计划”，由政府出资设立基金，对无力支付医疗费的穷人给予医疗补助。

　　在教育方面，日本政府为经济困难的贫困生设立了无需支付利息的“借贷学金”；美国政府也设立有多种无息或低息的贷学金，同时由学校安排，让贫困学生到学校、社区、政府及非营利机构参加公益性工作，可以获得不低于联邦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的收入。

　　城市要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就要考虑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保障不但要依靠制度，更在于执行程度。不管多好的保障制度，只有落到实处才是根本。毕竟，衡量社会保障充分与否的标尺，都在民众心中。

　　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一项长期工作，可以说，这是一项没有终点站，只有连续不断解决新问题的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唯有不惧困难，坚定信念，才能打败一个又一个“拦路虎”，为市民创造更多的幸福。

　　社会保障是一首诗，颂出爱民惠民的新乐章；社会保障是一首歌，唱出美好幸福的新生活；社会保障更是一艘船，承载幸福城市的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