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廷布，被世人奉为现代版的“桃花源”，人们看它，“仿佛若有光”。然而，廷布终究不是天堂，不可能处处皆是净土，他们遇到的问题并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少，比如，它的物质文明相对落后，属于世界最不发达城市之一；新生婴儿死亡率和文盲比例居高不下……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廷布人依旧没有放弃对幸福的追求。

　　在廷布，幸福不只是一种自我感受，他们把幸福进行了延伸，甚至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国民幸福指数”。

　　1971年，在不丹加入联合国的大会发言中，不丹第三代国王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提出“繁荣和幸福”概念，在国际社会引起了瞩目。1972年，执政伊始的不丹第四代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在花费2年时间到民间深入走访之后，宣布“国民的幸福比GDP重要，不丹治国的最终目标是增进国民的幸福，”并于1976年在斯里兰卡首都哥伦布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概念。

　　“繁荣”意味着物质的增长，而“幸福”则更多指精神的满足。精神的满足一方面来源于物质的富足，另一方面更多来自非物质因素的满足。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幸福”涵盖的范围比“繁荣”更大。换句话说，经济的繁荣是手段，幸福才是目的。不丹国王认为，与繁荣相比，国民的幸福更为重要。为此，不丹国王将“国民幸福总值”概念，写进了2008年制定的宪法第9条：国家将创造条件追求国民幸福总值。为了落实这一理念，不丹政府将原来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改名为“国民幸福总值委员会”。

　　不丹有关部门还将幸福具体化，提出了度量幸福与否的九个方面的内容和七十二项指标（如图4所示） 。九方面的内容分别包括：心理的幸福、国民的健康、教育、文化的多样性、地方的活力、环境的多样性和活力、时间的使用和分配、生活水平和收入、好的统治。七十二项指标更为具体，如“家庭成员是否相互帮助”、“睡眠时间”、“到医院的距离”等。这些数据每3年修订一次。

　　廷布的幸福治理体系中，国民幸福指数（GNH）由以下四大支柱支撑。

　　一是良善的治理与政治民主。为了避免陷入战争和内乱的困境，廷布政府把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保障国家的和平与稳定以及人民的平等与自由当成重要治理目标。为此，廷布政府付出了很多努力，最具代表性的措施是第四代国王主动将行政权力交给大臣委员会，并于2008年实行君主立宪，制定宪法，选举议会，建立民选内阁。

　　 二是稳定且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廷布并没有把经济发展放到压倒一切的位置，而是追求一种可持续和公平的发展。为此，被称为现代化之父的第三代国王吉格梅•多尔吉•旺楚克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开放措施，比如放弃以往的闭关自守政策，加入联合国和一些地区性组织等。

　　另外，廷布的经济建设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所有重要项目进行审查，审查合格才可以实施。在廷布，工业项目并非首选，农业、观光和水力发电才是政府最重视的。并且，在农业方面，廷布也不一味追求产量的增长，而是重视发展有机农业，尽量不用化肥和农药。

　　三是环境保护。对于环境和生态保护，廷布也高度重视。廷布政府认为，环境与生态保护不仅是当前提升国民幸福的基础，也是子孙后代幸福的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保护环境，廷布甚至不惜牺牲当下的经济发展。

　　四是文化保护与传承。廷布政府非常强调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要求国民使用民族语言“宗卡”，在正式场合穿着民族服装。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一味地追求现代化，丢失掉自己的传统和文化，这种增长就是“无根的增长”，人民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幸福。因此，廷布政府不仅努力保存不丹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而且极力倡导和鼓励公民自愿服务、帮助他人、容忍与合作，以及在家庭、工作和闲暇之间实现平衡等价值观。

　　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幸福总值”体现的则是以人为本。在这种价值观的导向下，社会才能获得全面进步。如今，廷布的各方面都在大幅度改善，卫生和教育的状况越来越好；联合国所辖联合国协会（UNA），评选不丹为东南亚（含南亚）地区善用非营利组织资源的第一名；世界银行评估不丹的政府效能5.2分，高居第一，远高于平均的3.1分。

　　其实，像廷布的GNH这样的尝试，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很多，比如“绿色GDP”、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标、英国的“国内发展指数”等。这些指标的创设，既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单一GDP指标的局限性，也昭示着人类自身的新需要。

　　在中国，很多城市也提出幸福指数，要注意的一点是，作为制定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重要参考因素的幸福指数，与GDP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辩证的。GDP是硬指标，幸福指数是软指标，两者在发展规划和社会政策中各自具有独特的地位与作用，不能忽略任何一方。